我是独生子。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对于这一政策的产生背景、执行过程和影响，我的认识接近于从小到大电视广播以及意识形态宣传文教系统的灌输。父母在生育我时又都是东北城市国营单位的职工，与他们交流后感觉一孩政策在当年的执行属于不言自明的规则（生育后我母亲自己主动选择去结扎），来自宣传的引导加上来自组织和单位的压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生育观。
阅读本书第一感受是强烈的冲击。超出以往认知，原因是被“去人性化”太久，忽视了中国家庭尤其是中国母亲作为这一政策被执行者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 为了快速提高人均GDP，中国必须【提升产出】+【减缓人口成长】。同时展开的两个变量控制中，减缓人口成长显然更易出成果。
- 书中将一胎化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功于”火箭专家宋健（其代表作《人口控制论》《增长的极限》，并且还提及了宋健在三峡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一胎化思想来自于当时的计委系统，当时由某位领导秉承几位领导人的发言具体操办。而关键一步，就是宋健的工作进入领导的视野、并被作为“科学依据”而采纳。而这个关键的一步，来自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的推荐。参见：http://xysblogs.org/amsel/archives/6313
- 计生体制“从基层的八千五百万名兼职员工，一直到最上层国家计生委的五十万名全职员工”。计生委“有自己的档案部、统计部和宣传部，附属的药理学研究中心，电影制作中心和出版中心，以及一家负责展览和会议的顾问公司”。而其他诸如军方和公安这样的国家机构也拥有“自己内部的计划生育单位”，“国营企业也一样”。
- 中央政府传达给各省的讯息是：「达到你们的生育指标；我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他们也希望各省自行筹措计划生育大部分的资金。国家计生委无权处置地方计生官员。——「一票否决」压倒一切。
- 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县乡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特别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大城市靠土地，小城市靠计划生育」
- 超出认知的片段之一：罚款——非婚同居、不采用避孕措施、没去做定期产检。“在江苏，妇女每个月都有两次要排队验孕，而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尿在杯子里”
- 超出认知的片段之二：关押——「她说，关押她们年迈的父母是最管用的。」
- 超出认知的片段之三（仅仅看文字都觉得胆寒）：「（为躲避计生官员而跳到水中的孕妇）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在黑暗中痛哭，官员在岸上像掠食者似地绕圈子。」
- 性别比例每拉大1％，暴力及财产犯罪率就会上升5%-6％——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男性人口过剩的时期，包括两次在清朝发生的叛乱，两次都是在单身男性数量极多的地区。其中一次是一八五一年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土匪叛乱，史称「捻军起义」。当时饥荒和谋杀女婴的现象，造成了大约一百二十九名男性对一百名女性的比例。
- 毛式革命成功的前提：让人民把国家利益置于家庭之前（“兵营式的社会主义”）——铲除以氏族为本位的根基>文革期间煽动年轻人造父母的反+不准祭祖>一胎化政策（最致命的一击），完成对家庭结构的打击。——共产主义和一九八〇年代的物质崇尚基本上侵蚀了这些信仰，并导致阎云翔所谓的「父母身分的去神秘化」。「人类繁衍是神圣使命的观点，已经不再为年轻的村民所接受了」「孝顺的观念实质上已经瓦解了」
- 最为痛心与后怕的自然是阅读到与失独父母有关的文字，本书之起就是作者采访四川大地震后失独父母的经历。「很多养老院拒收失独夫妇，因为他们没有儿女来授权养老院进行治疗，或者担任付款保证人。这种歧视似乎已经扩及身后之事：有一些失独父母抱怨说，墓园连埋葬的墓地都不肯卖给他们，不管是给他们自己的，还是给已故儿女的，因为对方担心日后没有人支付墓地的维护费用。」
- 一胎化政策可以被判定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中国社会认为控制生育可以促成向社会上层流动」，以纯粹数字运算的心态看待生育问题，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理。「到头来，一胎化政策造成的最大伤害或许是它强迫民众理性思考（也许太过理性）为人父母这件事」